专家认为加拿大的安乐死法律是对残疾人的威胁
艾伦·尼科尔斯有抑郁症和其他疾病史，但都没有生命危险。2019年6月，这位61岁的加拿大人因担心自杀而住院治疗，他要求哥哥尽快“把他救出来”。
不到一个月，尼科尔斯提交了安乐死申请，尽管他的家人和一名执业护士提出了担忧，他还是被杀了。
他的安乐死申请只列出了一项健康状况作为他要求死亡的原因:听力丧失。
尼科尔斯的家人向警方和卫生部门报告了这一案件，称尼科尔斯缺乏理解整个过程的能力，也没有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这是安乐死的要求之一。
“艾伦基本上是被处死的，”他的兄弟加里·尼科尔斯(Gary Nichols)说。
残疾专家说，这种情况在加拿大并不罕见。加拿大可以说是世界上对安乐死规定最宽松的国家，允许严重残疾的人在没有任何其他医疗问题的情况下选择被杀死。
许多加拿大人支持安乐死，倡导组织“有尊严地死”(Dying With Dignity)表示，安乐死是“出于同情心”，目的是结束痛苦。但人权倡导者表示，该国的规定缺乏必要的保障，贬低了残疾人的生命，并促使医生和卫生工作者向那些原本可能不会考虑这种手术的人建议这种手术。
倡导人士说，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有些人因为得不到足够的政府生活支持而寻求被杀。
加拿大将于明年扩大安乐死的使用范围，但这些倡导者表示，现在有必要对该系统进行进一步审查。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包容与公民研究所所长蒂姆·斯坦顿(Tim Stainton)称，加拿大的安乐死法律“可能是自20世纪30年代纳粹在德国实施安乐死计划以来，对残疾人生存的最大威胁。”
与此同时，加拿大卫生部长让-伊夫·杜克洛(Jean-Yves Duclos)表示，安乐死法“承认所有人的权利……以及每个生命固有的平等价值。”
安乐死，也就是医生用药物杀死病人，在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和西班牙这七个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的几个州是合法的。其他司法管辖区，包括美国的几个州，允许协助自杀，病人自己服用致命药物。
加拿大2016年最初的安乐死法律允许18岁及以上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的人进行安乐死，包括患有“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疾病，造成无法忍受的痛苦，以及死亡是合理可预见的。立法者后来取消了“死亡即将来临”的限制，批评人士称此举取消了一个关键的保障措施。
与比利时和荷兰等安乐死已经合法20年的国家不同，加拿大没有每月审查潜在麻烦案件的委员会。
对于医生向尚未要求安乐死的病人建议安乐死也没有限制，这种做法在其他地方是明确禁止的。
在加拿大寻求安乐死的人也不需要像比利时和荷兰那样用尽所有的治疗方案。
根据现行法律，任何患有严重疾病、疾病或残疾的成年人都可以要求被杀死。
德国新教应用科学大学法律和残疾研究教授特蕾西亚·德格纳说，允许完全基于残疾的安乐死明显侵犯了人权。
她说:“加拿大法律的含义是，残疾的生命自然就不那么有价值，在某些情况下，死亡更可取。”
艾伦·尼科尔斯死后，他的家人去了警察局，但在3月份，一名警官告诉他的家人，文件显示他“符合”安乐死的标准。
在尼科尔斯被杀前，一名执业护士提交的一份安乐死评估报告中，她指出尼科尔斯有癫痫发作、身体虚弱和“无法茁壮成长”的病史。
多伦多大学卫生法律和政策系主任特鲁多·莱蒙斯说，当局得出尼科尔斯的死亡是合理的结论，这“令人震惊”。
与此同时，面对越来越多的账单，一些加拿大残疾人选择了自杀。
2019年8月，41岁的肖恩·塔格特被实施安乐死，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努力获得所需的24小时护理。政府为患有卢伽雷氏症的塔格特提供了16个小时的日常护理，他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鲍威尔河的家中。另外8个小时，他每天要花264加元(206美元)。
卫生部门建议塔格特搬到医疗机构去，但他拒绝了，说这样离他年幼的儿子太远了。
“我知道我在要求改变，”塔格特在去世前在FaceBook上写道。“我只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教授斯坦顿(Stainton)指出，没有一个省或地区提供超过贫困线的残疾福利收入。他说，在一些地区，每月的补贴低至850加元(662美元)，还不到政府向COVID-19大流行期间无法工作的人提供的补贴的一半。
国家卫生部长杜克洛告诉美联社，他不能就具体案例发表评论，但表示所有司法管辖区都有一系列支持残疾人的政策。他承认“全国各地在获得服务和支持方面存在差异”。
随着协助死亡立法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英国立法者将就此展开辩论，葡萄牙议会最近支持了一项安乐死法案——一些专家说，加拿大的安乐死制度需要进一步审查。
明年，加拿大将允许仅因精神健康原因而杀人。政府还在考虑将安乐死扩大到“成熟”未成年人，即18岁以下符合成人相同要求的儿童。
加拿大人权专员兰德里说，政治家们应该倾听那些认为安乐死是他们唯一选择的困难人群的担忧。
她说:“在一个我们承认有尊严地死去的权利的时代，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保障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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